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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爱生命,不能再让冤假错案重演
  ——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一封信

  尊敬的院长:你好!
  首先,我这里要实名举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公安局副局长—王海龙,他知法犯法,采用卑鄙无耻手段栽赃陷害并刑讯逼供石济的事实。
  -----他们这些行为难道就是中国司法改革成功执行的经典案例?是中央执行《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体现?是对中央《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文件精神这样理解执行的吗?
  我名石桂林,男,现年64岁,退休教师,我是浙江奉化“范先周贩卖毒品案”第三被告人石济之父。(二审已经于2013年7月9日开庭,2014年2月17日收到判决书,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我是一名残疾人(左小腿截肢),妻现年58岁,常年疾病在身,长女早年出嫁,现只有我们俩老相依为命,家里房屋因石济一事请律师花钱已便宜卖掉,现我们俩老只能寄居在女儿家里生活。
  我子石济因所谓涉嫌参与范先周贩卖毒品一案,于2011年在成都出租房内被宁波市公安逮捕,并于2012年9月下旬一审被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
  尊敬的院长大人,现在我有几事不明,想提出来,一是对石济贩毒一案的一些看法,二是希望院长珍爱生命,防止冤假错案,现在二审已经判处石济死刑,这又将是一个悲剧。
  一、抓捕现场物证不足。我子石济是2011年7月13日在成都某出租房内被抓的(后得知是宁波市公安来成都跟踪几十天后才抓的),抓他时,他一人在家,经公安人员抄家,家里无毒品、无现金、无银行卡,只搜到一只电子称,72个空塑料袋。法官大人,这符合打击毒品犯罪的条件吗?据我所知,打击毒品犯罪应人赃俱获,即是说有双方交易人,现场有毒品、毒资,但石济是一人在家,他是在贩卖吗?这正确吗?
  二、物证取得程序违法。2011年7月13日,宁波市公安在石济出租房内抓捕石济时,通过抄家,查获到电子称、塑料包装袋,但未进行现场拍照,让石济现场签字确认,而是十多天后,也就是将石济从四川押解到奉化后过了一段时间,才让石济签字,并说通过理化检验口袋内有“可疑物”。他们说的“可疑物”是什么物,为什么抄家时现场证物未拍照→签字→确认,而是10多天后到了奉化才让石济签字,(值得院长大人注意的是:抄家现场并没有搜到毒品,而后来的判决书物证上有白色晶体一包1.4891克、黄色晶体一包1.9781克,为什么抄家时证物不拍照,物证清单不现场签字确认,这就是栽赃陷害。)
  根据刑法第69条有关对物证的解释:
  第二节 物证、书证的审查与认定
  第六十九条 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是否经过辨认、鉴定;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或者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与原物、原件相符,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以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和签名;
  (二)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是否附有相关笔录、清单,笔录、清单是否经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没有物品持有人签名的,是否注明原因;物品的名称、特征、数量、质量等是否注明清楚;
  (三)物证、书证在收集、保管、鉴定过程中是否受损或者改变;
  公安人员为什么当场不让物品持有人签字,而是10多天后才让其签字,而其没有现场物证照片。很明显,公安人员在取得石济物证时的程序、方式违反法律规定,所查收之物不得作为定案证据。-----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导致冤案发生。
  2012年一审庭审现场上,石济的辩护律师提出:“公安人员在抓捕石济时,从其住所搜到的证物未经石济签字。”公诉人就此事进行了说明,当庭庭长吴旭锋当庭宣布说:“在石济住处所查搜之物不作为证据使用。”(当天庭审现场录音录像为证)但在判决书中还是把查收的证物作为证据使用了,这说得过去吗?符合法律规定吗?
  某高院院长讲到:“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罪,就应当依法宣告无罪;查明认定存在非法证据,就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在适用死刑上不能存在任何的合理怀疑,在定罪和量刑的事实、证据上凡存在合理怀疑者,坚决不适用死刑。”而石济的判决书中的证物当庭庭长全部给予否认,不作为证据,没有物证还是将他定为死刑,这与刑法中的“疑罪从无”相违背。
  三、公安人员对石济刑讯逼供。公安人员在审讯石济时,多次对石济进行威胁、引诱甚至刑讯逼供,据一审蔡律师讲,他第一次去见石济时,石济就向他反映公安人员打石济,在一旁的公安人员听到石济在向律师反映打他的事,就这样说道:“宁波公安在成都跟踪你几十天,抓到这里你一字不说,为什么不打。”蔡律师第一次跟石济见面是石济被抓一月后,蔡律师打电话来跟我讲:石济此时仍为零口供。
  2011年8月12日,奉化看守所将石济押送奉化市大桥派出所审讯,(审讯犯罪嫌疑人应在奉化看守所,而奉化看守所则将犯罪嫌疑人押至奉化大桥派出所,用意何在?用心险恶)而此次审讯公安人员从精神上、肉体上对石济进行折磨迫使石济作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有罪供述。此事在2012年一审庭审现场中石济的辩护律师当庭提出,并搜取了公安人员对石济刑讯逼供的证据,并当庭执证,而这次对石济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就是奉化市公安局警察-----王海龙,当庭庭长吴旭锋及公诉人也宣布此次审讯笔录不作为定案依据。以就是当庭承认刑讯逼供是事实(有庭审现场录音录像为证)。当庭犯罪嫌疑人郭蕾、范先周、赵欢等多人,在庭上提出受到公安人员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郭蕾还说他受到刑讯逼供的那件“血衣”还可以提供给法官,并能指认刑讯逼供警官(调取一审当天现场录音录像为证)。然而,在判决书中仍然采用了刑讯逼供口供作为定案依据。
  根据最高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文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用刑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又据最高院2012年12月24日对外公布的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司法解释规定: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综上所述,石济等在关押、审讯期间从精神及肉体上都受到了非人的痛苦,他们所作的供述,应当视为无效的,不得作为有罪定案的依据,而其检察机关为什么不追究参与刑讯逼供的警官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警察犯法就不追究吗?
  四、公诉机关提审程序违法。2012年庭审现场上,石济指出检察机关检察官提审他时只有一名检察官,另外还有一名打过他(刑讯逼供)的警察在场(庭审现场录音录像为证)。显然,这次检察机关提审石济违反法律相关规定程序,石济的供述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五、毒品来源及数量不清。公安人员在侦查审讯期间,始终避而不谈毒品的归属问题,石济不能自己造毒,他的毒品从何而来,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奉化范先周、赵欢购进的毒品为什么就认定是石济卖的(没有与石济银行交易记录,没有书面记录跟石济有关),而其他们所说的购进数量6000克,与卖出数量只有几十克相差太大,还有几千克到哪里去了,并没有查清。而且石济在一审庭审上一直否认自己参与范先周、赵欢贩卖毒品一事,为何要强加给他呢?在范先周一案16人中,只有石济才是从四川成都押送过去的,这当中难免有人串通其他人共同指认石济之嫌,在同一案中,被告人之间的供述有很大的利害关系,而其本案的被告人供述大多数是刑讯逼供得来的,所以石济是受害者。
  要说石济与范先周等人交易毒品,石济在成都,他们在奉化。他们之间总得有电话记录、有汇款记录,然而在判决书中并没有石济与奉化范先周等人的通话记录、银行汇款记录,这贩卖之事从何谈起,死罪就是这样轻易定在石济头上的吗?
  院长大人:综上所述,希望院长以人为本,珍爱生命,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宁肯错放,也不能错判原则,真切期盼院长主张公平正义!
  1、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
  2、查明栽赃陷害石济两袋毒品的真相。
  3、对参与刑讯逼供的警察王海龙等进行依法处理。

  二0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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